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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文茜:只看到自己,是大部分痛苦的根源

文茜大姐大2019-06-09 04:55:34


文 | 陈文茜

图 | 网络


如果人生你喊苦,而你不是难民、不是乞丐、不是无家可归者,甚至你仍拥有家人、拥有健全的四肢,我想大胆地说:你的痛苦,可能不是来自于痛苦本身。你的痛苦与愤怒,可能一大部分来自你欠缺「同理心」。你无法换位思考,你永远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,观看他人与社会,并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「不幸」与「不平」。


托尔斯泰有句名言:「每个幸福的家庭,故事都是一样的;每个不幸的家庭,各有各的不幸。」


现代人的仇恨,或者轻微一点说,彼此之间的「误解」与「隔阂」,许多正来自于欠缺同理心。我们看到一个老荣民的背影,刻薄者称其「中国难民」,势利者认定他们是「底层穷人」。有多少人在一个荣民擦身而过时,想到他所属的时代悲凉,感念他们的奉献与卑屈,反省我们的残酷与冷漠。


「同理心」的建立如此匮乏,小从家庭内部的亲情,职场彼此的互动,扩及社会不同群体。世间有这么多的兄弟阋墙(兄弟不和睦。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: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。 )、社会仇恨……因为「同理心」不是我们的本性,也不是我们社会教育的主题。




我们的本性是观照自己,不是理解他人;我们的本性在不知不觉中自私且无情。除非透过反省、经由学习,承认且意识此种「人性的匮乏」,我们的本性才能尽量避免「平庸之恶」。是的,平庸之恶,当我们将人性停留于直觉的平庸时,我们的本性便会有恶罪隐藏其中。我们甚至不会自觉,理所当然。


这是著名的学者、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长汉娜·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精准描述。人,不用太坏,只要没有为他人设想之心,只要愚鲁且自私,便可能成为邪恶之人。


而克服这种人性之恶的方法,正是「同理心」。


我人生第一个同理心的「大事件」,来自外婆的重病。


十一岁之前,外婆对我疼爱照顾,无微不至,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,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。那是某一个傍晚,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,四阿姨一看不对劲,赶紧带着外婆住院。我看着救护车呼啸,笛声回鸣,好像准备穿透我的一切,永恒隔下一道分割线。


之后,我又跑又走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(在那之前,我出名也可笑地连过街都要大人牵手才敢),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,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,不断问路边人:「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?」那是我的第一次「流浪」,我知道我往哪里来,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。我明白一个十一岁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,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,那是我在人间唯一的依靠,她躺在隔着一个高墙厚门的病房里……她正被急救,医生说她可能度过不了。


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,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从来只有透支,没有存余。深夜,茫然地回家,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台币,饥肠辘辘,到了家门对面的面摊子,下意识走进去,点了一碗阳春面。


面摊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,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;外婆疼爱我,常常瞒着阿姨们带我至面摊子点卤蛋、海带芽、卤猪耳朵,加一碗阳春面。那个深夜,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阳春面,便惯常地问:「卤蛋?」我平静回答:「不要。」


第二天,中午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便当,正在长大的孩子,到了下课放学,已饥饿难忍。又走进面摊,问老板:「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,付一半的钱吗?」我的声音平静,表情更平静;可能自小倔强,做任何事遇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!老板想了一下:「好。」没有多久,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,我愣了一下,因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听不清,而且我口袋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。没敢动筷子,走到正热腾腾煮面的摊子,我拉拉他的手,「老板你搞错了……」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:「你先吃,我忙,待会儿再说。」我坐下来,还没吃完半碗,老板突然扔了一个卤蛋到我碗里,转身又走了。


我静静坐在那里,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,再问怎么回事。约莫黄昏五点,客人少了些,他走过来问我:「小女孩,你的外婆呢?」我据实以告。他立即说:「你以后天天来,外婆会好起来,你不要怕,她回来了,我再和她算钱。」



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外婆,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,她当晚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,并还了钱。隔几天面摊老伯伯告诉我,自己十六岁就在田里被抓伕来当兵,一路打仗逃难,就靠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,才能活到今天。「你这女娃儿聪明,好好读书,孝顺外婆。」


十一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,受到一个中国战乱孤穷老兵的照顾。我没明白,当他说「好好读书时,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;当他嘱咐「好好孝顺外婆」时,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,已无孝顺的机会。那孝顺」、叮咛是遗憾,是另一种想家的表达,是深沉的叹息。


四川外省面摊老板在我们这个本省家庭口中,一直以来绰号就叫「老芋仔」。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,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。长相不好,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,削皮时手摸着,有点发麻。满山遍野,只要挖个洞,就可找到几颗松软芋仔。芋仔命贱,「老芋仔」型的外省人,命也薄得很。过去光顾他的面摊无数次,我们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,怎么和爸爸妈妈失散的,好似他是个石头里蹦出来的怪物。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,只有阳春面特别便宜好吃、一个夜市里搭个违章建筑从早卖面到晚、白天也蜷曲摊门睡觉的孤伶摊贩。


外婆后来果然安然回家,牵着我向「老芋仔」面摊老板致谢。一年后,有天面摊门口特别热闹,原来娶亲了;姑娘从梨山山上买来,清瘦娇小的女子,没隔多久也生了小孩,小姑娘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;面摊老板难得经常带着笑意对人说话,这迟来的幸福,滋味应该特别甜。


我之后常常特别光顾面摊,标准菜色「阳春面加卤蛋」,像一种感念仪式。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,面要煮得好,放下去的时候,得立刻捞起来,再搁回去;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,否则汤糊了,面也烂了。


有天面摊老板不做生意了,关了门,哭嚎的声音,穿透薄薄的夹板,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。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,「老芋仔」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,儿子也带走了,还把他长年积蓄、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全偷个精光。我望着紧闭的门,有几次冲动想敲大门,但又觉得突兀……就这样过了三天,老芋仔上吊自杀了。上吊时,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梁上,脸就对着后墙的蒋介石遗照。


这是我的第一堂「同理心」之课,我的「同理心」导师。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,上了多少学,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。但他教导我的「同理心」之课,我终生难忘,恩情似海。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惨的惊叹号结束,更令我难以忘却他曾在我寂寞困难时给我的温暖。



他是个小人物,而他的一生,在哭嚎中、在一切绝念中、在一切弃绝后也就结束了。最后,经过警察局、收尸者,没有送行队伍,没有人为他至少煮一碗面、丢个卤蛋送行……一个卑微「老芋仔」,一朵比云还轻的生命,走了。


他的身影,那些温暖的嘱咐,带着乡音的安慰,打破了我们家中许多长辈灌输在我脑海因「二二八」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见,也使我后来在参与的政治行动中,绝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语言。当然也自然形成我曾与岛屿上熟识朋友们重大的政治隔阂。


近日因某一事件,人们又谈起了荣民,谈起了那些被时代彻底牺牲的人。我想说的是:其实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,每个人不管是本省、外省,富贵贫贱,都会遇见类似的人物。他们开出租车,当大厦管理员,在河床搬石头做苦力,为了横贯公路的开通而做了冤魂……那些悲惨时代的卑微人物,一直在我们身边。


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,大半是擦身而过,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只没有教导我们「同理心」,相反地,它教导每个人观看的都是自己的、家族的、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。



汉娜·阿伦特论述「极权主义之恶」时,对此曾特别指出,那些信奉纳粹主义的屠杀者,只是没有深度,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邪恶,单单只是「不愿意设想他人的处境」。「因为所谓的人性,如果完全不设想他人的处境,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。」


同理心,知易而行难。甚至有时候教育体系的大道理,例如「民族」、「爱国」恰巧是相反的「非同理心」,我们的「团结」来自于拒绝理解和我们处境不同的人;「我们」的认同,凝聚于排斥驱逐「他者」的行动。


同理心,不仅要「舍不得」别人,更要「舍得」自己。不去苦苦追问自己曾经的痛,而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苦。


同理心,不需要伟大的理论,它是一种学习,一种彻悟,一种跨越人性的障碍,理解和你不同的人。


这个世界、社会、哪怕一个小家庭,都是由不同的人组合而成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。我们在提出任何一项主张或结论时,至少要有一种警觉心,世界若由一个人、一群相同血统或语言的人作主,这个世界一定有邪恶的排它性。


同理心,不需大道理,就是暂时放下自己,换位在他人处境思考……有时候它只是一颗卤蛋、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。


同理心,不需要语言,它就是一个使自己变得更有人性的过程。如是而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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